英国最大水务公司——泰晤士水务(Thames Water)的“倾覆大戏”，正在迎来新的高潮。
2023年6月，这家公司传出巨额债务危机的消息，自1989年私有化以来，他们的累计债务已达190亿英镑。2024年5月，泰晤士水务又因为不当排污，被监管机构Ofwat开出了1.23亿英镑的“史上最大罚单”。190亿英镑债务+“史上最大罚单”，让泰晤士水务濒临破产的边缘。为了挣扎自救，他们在2024年接受了债权人提供的30亿英镑现金，但利率高达9.75%。
虽然这家公司在技术上已然破产，但一场事关其未来的金融、政治和监管的风暴则在伦敦愈演愈烈。
1 危机仍在深化 “拖延战术”成为主旋律
最新情况显示，泰晤士水务公司的危机仍在持续深化，各方博弈进入关键阶段。
公司方面，泰晤士水务正在努力推迟“关键决策”，为救援方案争取时间。据了解，泰晤士水务已与监管机构Ofwat达成协议，再次推迟就是否可以大幅提高水费向上诉机构“竞争与市场管理局(CMA)”提出的申诉。这已经是自今年3月和7月以来的又一次延期，并且此次延期没有设定明确的截止日期。
此举的核心目的，是为正在进行的、与债权人的救援方案谈判留出更多时间，避免在上诉期间使复杂的谈判进一步复杂化。与此同时，法院也批准了临时输血方案，避免短期内国有化。英国高等法院已于今年早些时候批准了一项由“甲级”债权人主导的重组计划，该计划通过提供高达30亿英镑的“超级优先”贷款，确保公司能够维持运营至2026年夏季，暂时避免了立即被“特别行政接管”(SAR)即临时国有化的命运。这笔贷款的年利率高达9.75%。该判决随后也得到了上诉法院的支持。
债权人方面，他们提出的长期解决方案包括大幅削减公司债务(有报道提及一个方案中计划减记约75亿英镑债务)，并注入新的股本。但该方案的争议点在于，债权人要求监管机构在环境污染罚款等方面给予“宽限”或“豁免”，这一要求遭到外界普遍批评，认为不能用放宽监管来奖励失败的运营。
政府方面的立场也趋于强硬，国有化准备升级。英国环境大臣史蒂夫·里德已明确表示，政府正在加强对泰晤士水务进行临时国有化的准备工作，并强调公司必须履行其法定的环境和客户义务，暗示不会轻易在监管上对债权人做出让步。这被视为对债权人“豁免罚款”要求的直接回应。
此外，潜在的接盘者——香港长江基建(CKI)也仍在局中，并呼吁先国有化。根据报道，长江基建已致信Ofwat，批评当前由债权人主导的救援方案风险过高，并指出其自身的方案在竞标中被排挤。有趣的是，此前正是长江基建呼吁英国政府先将泰晤士水务进行临时国有化，认为这才是更稳妥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。根据这些信息，我们可以看出，“拖延战术”已成为泰晤士水务当前的主旋律。他们力图通过无限期推迟上诉，为复杂的债务重组谈判“争取时间”，这也意味着关乎未来五年投资和水费的最终计划被一并推迟。
目前，这家公司的短期生存全靠“输血”，都是依赖债权人提供的高息贷款维持运营，但这并非长久之计。
2 “胆小鬼游戏” 债权人希望放水，政府准备掀桌
看得出来，现在的情况已经变成政府与债权人的“胆小鬼游戏”：债权人希望通过注资和减债来保住部分投资，但前提是政府和监管机构“放水”；而政府则摆出准备好“掀桌子”(临时国有化)的姿态，向债权人施压，要求他们承担更多责任。在财务危机持续的同时，泰晤士水务的环境表现却依然糟糕。英国环境署的报告指出，该公司是去年污染最严重的水务公司之一，这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愤怒和对任何“监管豁免”的反对声浪。
濒临崩溃的泰晤士水务，一边因为其屡次的污染环境而受罚，一边又试图以“摆烂”为筹码，换取监管豁免。
问题在于，此例一开，监管如何在其他水务公司面前维持公平性？目前，包括Severn Trent和南方水务在内的多家公司都在勒紧裤腰带增资，并严格遵守Ofwat的规则行事。若为泰晤士一家“放水”，将彻底摧毁监管的稳定性与公信力。
牛津大学经济学家Dieter Helm指出，债权人计划的矛盾之处在于，他们预计泰晤士水务要到“2030年代后期”才能完全达到环保与法律标准，却希望在“2030年代初”就将其重新包装，送上伦敦证交所上市套现。
对于1500万无辜的用户而言，无论股权结构如何变换，水费账单上涨已成为定局。但谁愿意在未来15年里，为一个连2025年标准都可能无法达到的公司持续买单？这在公众舆论层面注定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坎。自1989年私有化以来，泰晤士水务已累积了高达190亿英镑的巨额债务，长期依赖“借新还旧”的模式来支付股息和利息。仅去年一年，该公司就向英国水道排放了超过30万小时的未经处理的污水。而在专业人士看来，以目前的速度，要想更换英国老化的水管网络，需要长达700年。
3 私有化是“原罪”？升级改造资金成了股东分红
要理解泰晤士水务今日的困局，必须将时钟拨回1989年。在玛格丽特·撒切尔政府的主导下，英国开启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为“激进”的国企私有化浪潮，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十大区域水务局被打包出售，泰晤士水务便是其中之一。当时的承诺言犹在耳：引入私有资本将带来更高效的管理、更庞大的投资，从而改善老化的基础设施并最终惠及消费者。然而，三十五年的实践，却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。这些水务公司在出售时几乎是零债务的“干净资产”，但如今整个行业的总债务却已飙升至超过600亿英镑。
与此同时，自私有化以来，这些公司向股东支付的股息总额还累计超过720亿英镑。钱从何而来？答案很简单：通过巨额借贷。这些公司被全球各地的养老基金、主权财富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瓜分，它们娴熟地利用金融杠杆，将公司的债务推高，再将借来的钱作为利润分红，装入自己的口袋。
资本的盛宴背后，是公共利益的巨大牺牲。本应用于升级改造的资金被大量抽走，导致英国的水利基础设施长期投资不足。最终的结果是，管网严重老化，每日漏水量惊人；污水处理系统不堪重负，未经处理的污水被常态化地排入河流与海洋，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灾难。而本应扮演“守门人”角色的水务监管机构Ofwat，却屡屡被批评为监管不力、过于纵容企业，未能有效平衡股东利润与公共服务及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。
最终，这场长达三十五年的私有化实验，为英国留下了一份苦涩的遗产：消费者承受着不断上涨的水费，却享受着日益恶化的服务；曾经清澈的河流变成了“下水道”；而像泰晤士水务这样的巨头，则在掏空资产后，走到了破产的悬崖边，将一个巨大的烂摊子留给了整个社会。
泰晤士水务，正是这场实验中最极端、也最失败的样本。
4 私有化的“初心” 投资、效率与质量
尽管如今看来问题重重，但1989年的私有化并非毫无缘由。当时的支持者，尤其是撒切尔政府曾经为其描绘出一幅充满希望的蓝图。他们认为，将水务从国家手中解放出来，能带来三大核心正面效益。
打破投资枷锁，注入巨额资本
这是私有化最核心、也是最常被引用的一个论点。在1989年之前，英国的水务系统由政府运营，但长期面临着投资不足的困扰。当时的政府财政捉襟见肘，在医院、学校和水管之间，后者往往是最容易被牺牲的一项。而私有化则被视为一剂解药，旨在通过资本市场为这个至关重要却被忽视的行业“输血”。
从数据上看，这一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。私有化后，企业得以进入私人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和借贷，不再受制于政府预算。据统计，自1990年以来，私营水务公司已向基础设施投入了近1600亿英镑的资金，年均投资额远超私有化之前由公共部门支出的水平。
这笔庞大的资金，主要被用于更新维多利亚时代遗留下的老旧管道、升级污水处理厂以及改善供水网络。
提升运营效率与服务质量
私有化的第二个承诺是，由追求利润的私营企业来管理，将比臃肿的政府机构更有效率。理论上，盈利的压力会激励公司削减不必要的开支、采用创新技术并改善客户服务。
在某些指标上，这一点的确有所体现。例如，在减少管道泄漏方面，私营公司引入了更先进的检测和维修技术，自90年代中期以来，总泄漏量减少了约三分之一。同时，在供水稳定性方面，经历意外断水或低水压的家庭数量也有所下降。
一些支持者认为，正是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管理，带来了服务质量的提升，客户满意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在较高水平。
改善环境与水质
巨额的投资直接带来了环境效益。私有化之前，英国的河流和海滩污染问题臭名昭著，许多水道在工业革命后就已“生物学死亡”。私有化之后，新的投资被大量用于建设和升级污水处理设施，以满足日益严格的欧盟环保指令。
其成果是显著的。英国海滩的水质得到了极大改善，被评为“优良”等级的海滩比例从25年前的不到三分之一，上升到近三分之二。许多曾经被污染的河流，生态系统开始恢复，野生动物也重新回归。同时，直饮水的质量标准也持续提升，如今龙头出水的合格率高达99.96%。
因此，评价英国水务私有化也不能一概而论。
它确实成功地为该行业引入了前所未有的巨额投资，并在特定时期内改善了水质、减少了泄漏，实现了部分初始目标。其实，这场运动的根本性争议在于其代价。这些成就的资金来源，并非完全来自股东的利润再投资，而是更多地依赖于将公司债务推至天文数字，同时通过提高水费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。而股东们则从这套高杠杆的金融游戏中，攫取了远超其贡献的巨额分红。
最终，当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，当环境污染的丑闻再次集中爆发时，人们不禁要问：这些曾经的“正面意义”，是否足以抵消其为英国社会和环境带来的长期伤害？泰晤士水务的今日之困，正是对这个问题最响亮、也最残酷的回答。
总之，泰晤士水务留给人们的是一个复杂的遗产。
5 泰晤士的警钟 公共属性必须置于盈利属性之上
泰晤士水务的倾覆，并非一日之寒。它是一个关于资本逐利、监管失效和公共利益被侵蚀的经典案例。
对于中国市政公用事业改革来说，这也是一面极具警示意义的镜子。中国水务行业虽然国情不同，以国有资本为主导，但其市场化改革同样引入了社会资本、追求运营效率和投资回报。因此，泰晤士的教训不仅适用，而且极其重要。水务是生命线工程，其公共属性必须置于盈利属性之上。泰晤士危机的根源，在于监管未能有效制衡资本的无限逐利。对此，中国监管部门应引以为戒。
警惕过度金融化，严防“脱实向虚”
泰晤士水务被其所有者(从澳洲投行麦格理到各路私募基金)变成了一个金融工具。他们通过复杂的公司结构，将运营公司(负责供水排污)和控股公司分离，然后让运营公司背上巨额债务，再以股息分红的形式将资金转移至控股公司，最终流入股东腰包。这导致公司资产被掏空，债务高企，却无力投资于必要的管网更新。
这给后来者的监管部门提了一个醒：必须建立严格的财务防火墙，穿透式地监管水务企业的资本结构、债务水平、关联交易和利润分配。必须设定刚性的投资拨备要求，确保企业每年将规定比例的收入用于基础设施的再投资，而非过度分红。要严防一些社会资本方将水务项目当作短期套利的金融产品，而非长期运营的民生工程。
重塑绩效考核，从“经济账”转向“社会与环境综合账”
英国水务监管机构Ofwat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其监管重点偏向于控制水价和保证公司的财务稳健，而对环境污染、管网漏损等核心运营指标的惩罚力度不足，导致企业有恃无恐。
因此，必须建立一套以“安全、稳定、优质、环保”为核心的、强有力的绩效考核体系。对于污水偷排、水质不达标、管网漏损严重等问题，应实施“一票否决”制和惩罚性赔偿机制，罚款金额要远高于其“省下”的治理成本，使其不敢再犯。同时，应将公众满意度、信息公开透明度等社会指标纳入考核，让水务公司真正对市民负责。
而对水务运营公司来说，泰晤士水务的启示则是回归“服务民生”的本源。
无论是国资控股还是混合所有制，水务公司的第一身份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，而非纯粹的利润机器。
水务事业的社会责任是企业的生命线
泰晤士水务因常年向河流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，已经彻底丧失了公众的信任，其“社会牌照”名存实亡。当危机爆发时，几乎无人同情，反而是一致的谴责。
中国的水务公司，尤其是大型国企，必须时刻牢记其社会责任。不能只算经济小账，不算环境大账和社会稳定大账。要将环境、社会及管治(ESG)理念深度融入企业战略，将保障供水安全和改善水环境质量作为企业的核心使命。赢得公众信任，是企业最宝贵的无形资产，也是应对未来风险的最强“护城河”。
回归运营本质，技术与管理是核心竞争力
泰晤士水务危机的背后，是长达数十年的“轻运营、重资本”的恶果。公司疏于对老化管网的维护和技术升级，导致漏水率惊人、污染事故频发。
中国的城市管网虽然相对年轻，但也面临着快速老化和运营维护的挑战。水务公司不能满足于“躺在”特许经营权上收钱，必须将核心竞争力放在精细化运营和技术创新上。例如，通过智慧水务系统实时监测管网压力和水质，利用先进技术降低产销差(漏损率)，提升污水处理效率和资源化利用水平。扎实的运营功底，才是企业穿越经济周期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。
总之，如果将英国的经验比作中国改革要摸的“石头”，那么私有化改革就是一块非常复杂的“石头”。它既有引入资本、提升效率的正面经验，也有泰晤士水务这样深刻的反面教训。中国的水务改革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既要学习其激发市场活力的机制设计，更要看清其背后可能隐藏的礁石与旋涡。
原标题：泰晤士水务：他山之石，尚能饭否？